轉化型知識份子與香港的相關性

美國批判教育學學者吉魯(Henry Giroux)所著的《教師作為知識份子》(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)

美國學者吉魯的著作《教師作為知識份子》

文:曾瑞明 (八十後,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)

在5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書店經典讀書會, 筆者和梁卓恒博士討論美國批判教育學學者吉魯(Henry Giroux)所著的《教師作為知識份子》(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)。有幾點想分享一 下,相信有助掌握「轉化型知識份子」這概念與香港的相關性。

重新思考教師的角色
何謂教師,一般來說是由某些權威人士,例如校長、cert edu(教育文憑)的老師,甚至是 由特首口中作出定義,故此教師角色的建構,總離不開權力制度。這制度告訴我們:教師是應該政治中立;教師是應該做好份內事;教師是應該幫助學生「考好個試」;教師是應該很忙碌等等。於是,這既定的身份塑造了教師的行為,從而影響學生、影嚮下一代。香港的教師們如不甘願順應權勢,希望保持反思的話,吉魯在《教師作為知識份子》中對教師所扮演角色的探討,就十分值得作為參考。

要回答教師扮演的是什麼角色,首先要檢視學校在社會的位置。學校是否只是社會的「再複製體」?一個職業培訓所?很難說學校只有單一功用,但我們的社會卻刻意淡化學校的政治角色。政治不一定代表某一政見的灌輸,部分學校和老師說不談政治,其實只是容讓權力直接造成影嚮也不發一聲。只有當教師有意識地明白身處的政治位置,才能作有意義的政治行動,即是掌管自己和下一代命運的行動--這也是一個倫理的責任。所以吉魯指,學校是所有重視公民教育的老師,必須深思的公共場域。

教師與學生的關係
教師在課室中,一直被迫或自願扮演高高在上的角色;師生在政治場域,很多時都是被分隔,而雨傘運動所強調的,則是學生的自發自主。吉魯指,其實教師和學生同樣需要被教育,以對應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壓迫,作出抗爭;不單止是關於教學上的抗爭,而是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抗爭。

不少的教師和學生都抱有共同目標,就是去讓社會變得真正民主。這點暴露了「教師中立論」的問題︰在「中立論」的框框下,老師永遠不能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,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一起抗爭,即使這理論並不見得有何真正道理,這也不是理想中的師生關係。

希望的語言
一個慎思明辨的人對權力作批判和分析,固然必要,不過很多時這種批判到最後,部分人的結論卻是什麼也不用做,理由是因為做什麼再也沒有用。這種犬儒的態度,源於欠缺吉魯所強調的「希望的語言」(language of hope)。希望的語言,表示我們意識到自己能作作改變,並且願意改變,而不為所謂的「現實」所壓倒。吉魯所強調的「希望的語言」、和改變的可能,在刻下要麼亢奮、要麼絕望的氛圍中,似乎很切合我們的景況。